国内医疗IT开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分级诊疗与医保控费是行业现阶段最直接的成长动力
——国内医疗IT 行业自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兴起，至今发展已经有20 余年，以二级/三级医院为主的大中型医院已基本完成了基础性的信息化建设，当前已开始进入以全院级临床系统和区域协同建设为主的全面信息化建设阶段。大体上，国内医疗IT 行业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HIS 阶段（1990+年~2000+年）：HIS 以收费为中心，串联挂号、核价、收费、配药、住院登记等就医环节，整合医疗机构人、财、物等信息，主要作为医疗机构的财务和行政管理系统。在上世纪90 年代，随着IT 技术开始在国内应用，为了满足医院的财务和基本的流程管理需求，HIS 开始推广，涌现出大批HIS公司。由于国内医院综合程度高，业务流程复杂，与国外极其不同，现今留存的HIS 企业基本为国内厂商。
2）医技/医辅系统阶段（约2000 年~约2010 年）：随着城镇化进程逐步加速，中小城市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大城市医院扩张的同时，采用添加设备的手段来提高周转率，这带来大量医技/医辅系统的建设需求。由于医技/医辅系统点状分布在医院各科室或应用场景，缺少顶层设计规划，各类独立软件便形成信息孤岛问题。
3）临床系统全面建设阶段（约2010年~至今）：以EMR 为核心的CIS 系统以患者为中心，可全程记录诊疗行为，是全院层级信息集成的基础，是医院真正的生产系统，医技/医辅系统等均是CIS 的子系统。经过多年建设，国内大中型医疗机构大部分已建成满足基本功能的HIS，并在各科室或场景形成点状的医技/医辅系统。消除信息孤岛，打通全院数据，形成全院级别的临床系统，随之成为医院IT 建设的主要任务。
4）区域信息化全面推进阶段（2017年~至今）：区域公共医疗系统（GMIS）对区域内医疗机构、管理机构、医药器械供应商等进行整合，通过信息共享、资源协调等手段实现分级诊疗，提升医疗系统运转效率，满足医联体建设和运转需求。随着大中型医疗机构IT 水平提升、互联网技术服务普及以及政策推动，GMIS 正在成为医疗IT 领域的新增长点。
值得一提的是，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及技术持续进步始终贯穿于上述发展过程之中。近十余年来，其中较为重要的两个变化为，医保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使得医保资金在医疗产业中的杠杆导向作用越来越强，以及互联网技术与医疗行业的融合度越来越深，两者分别使得医保IT 与“互联网+”医疗健康在数字医疗产业中的权重明显提升。
国内医疗IT 大致发展阶段划分及相应特征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反映到企业层面，国内医疗IT行业早期成立并兴起的厂商主要为卫宁、创业、东软、东华等为典型代表的一大批HIS 公司，其数量较多，先动优势也使得现今的客户数量和收入规模处于业内领先地位；相比而言，以EMR 为核心产品的CIS 公司则数量相对较少，其成立时间和当前的规模也普遍滞后于HIS 厂商，典型如嘉和美康、和仁等；而如PACS、RIS 等医技系统通常与大型进口设备紧密关联，国内厂商颇为稀缺，典型如麦迪科技等成立时间也较晚。
近年以来，随着区域医疗开始成为政策发力点，有条件的各类大中型厂商也开始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到区域医疗IT 市场中，包括近年开始涌现的如微医、平安好医生等互联网医疗初创企业以及智慧城市IT 供应商。此外，随着医保地位的提升，出现了以医保IT 为主业的久远银海，传统HIS 企业卫宁健康设立主营医保控费业务的卫宁科技，保险巨头平安集团亦通过投资设立平安医保科技参与其中。综合来看，国内各类企业的发展历程与医疗IT 产业的演化阶段大体一致，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需求和技术驱动下的行业发展规律。
国内部分典型医疗IT 企业成立时间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医疗IT 技术在获取病人信息、提升医护人员诊疗准确性、降低医疗事故发生风险、提高医院运营管理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诸多方面均具有正面促进作用，所以医院处于规模扩张和盈利目的，自身便有一定的信息化投入意愿，这是数字医疗发展的重要长期动力之一。
而就当前的国内医疗行业而言，通过制度性建设提升整个医疗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合理控制医保资金支付的增幅，是最为迫切的两项任务，其中前者也是促进后者落实的重要途径之一。更为直接的讲，以上两者即分别对应着分级诊疗与医保控费，这是医疗IT 产业近、中期最为强劲的成长动力，也是电子病历应用等级评审、医联体/DRGs 试点等行业政策最为重要的出发点。
1、分级诊疗
国内医疗领域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且与需求之间的严重错配，即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或少数头部医疗机构，并且数量相对较少的大中型医院往往人满为患、负荷过重，而数量众多的小型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却门庭冷落、资源闲置，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国内大中型医疗机构负担过重，但小型机构资源利用不足（2018 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
针对上述问题，国内自2015年起开始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工作。分级诊疗是指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逐步实现从全科到专业化的医疗过程。简单概括，即基层首诊（鼓励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卫机构就诊）、双向转诊（畅通慢性期、恢复期患者向下转诊，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机构之间有序转诊）、急慢分治（度过急性期患者从三级医院转出，落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急慢病诊疗服务功能）、上下联动（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协作，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的机制载体即是医联体。医联体聚焦区域医疗资源的协同和共享，涵盖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跨区域专科联盟、边远贫困地区远程医疗协作网四种形式，其中前两者为主要的运作模式。在医联体之中，不同等级、类别之间的医疗机构之间需要交互信息、相互协作，其中也涉及监管部门、医保经办方、医药流通企业等；医联体内可通过设立区域影像中心、区域检验中心、区域后勤服务中心等集中提供服务，以提升服务质量及体系运作效率。在上述过程中，为实现预约诊疗、双向转诊、健康管理、远程医疗等功能，IT/互联网技术必不可少；更为根本的，准确的患者信息始终是医联体运作的基础，故而医院内部的信息化水平也必须达到相应水平。
分级诊疗是数字医疗产业成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医保控费
未富先老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长期问题之一。以世行可比数据衡量，中国2018 年人均GDP 为9770美元，全球排名仅68 位，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仍与美日英德等发达经济体相差甚远。不过，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增长，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劳动力人口总量增长几近停滞。联合国的传统标准将60 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10%界定为老龄化社会，新标准将65 岁以上老人口占比7%作为阈值，无论以何标准来看，中国均早已于数年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对于医疗行业，未富先老的现状意味深远。一方面，老年人更易生病，人口老龄化将释放出更多的医疗护理需求；但另一方面，老年人占比上升，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经济增速结构性下行，将需要挤占更多的收入和资源来支持医疗事业运行。反映到医保基金上，这意味着更少的收入来源，更高的支出压力，收支趋势的鲜明对比使得医保控费迫在眉睫，必须提前提上日程。
老年人比例不断提升，实际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由于医疗行业自身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病人、医生、医院、医保支付方等之间也存在极其复杂的利益纠葛，医院、医生、病人基于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过度医疗、套取更多医保资金的倾向，甚至是通过不法手段骗保。仅以2018 年9 月至年末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的打击骗保专项行动来看，4 个月便查处违规医药机构6.6万家，约占抽查机构的1/3，追回医保资金10 亿元。考虑到查出案件通常仅为全部违规行为的一小部分，骗保严重性可见一斑。如进一步考虑更为广泛又难以明确界定的过度医疗行为，运用不合理的医保资金规模理应更高。
根据国家医保局最新发布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21384亿元，相比上年增长19.3%，总支出17822 亿元，同比增长23.6%，累计结存23440亿元。仅以累计结存来看，医保基金仍处于健康状态，结存金额仍高于当年支出的1.3 倍，短期并无太大压力。不过，2018年支出增速明显高于收入增速，结合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背景，趋势上难以乐观，1.3 倍的“累计结存/当年支出”作为缓冲，长期来看还是隐含了较大风险。而且，与职工医保不同，居民医保收入中约70%来自政府补贴，实际上对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整体上，医保支出的增长趋势很难在短期改变，医保基金运营应已进入风险期，形势难言乐观。参照清华大学医疗服务治理中心在2016 年的预测，如不加以控制，国内基本医保基金缺口将出现在2024 年。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医保控费已成为国家医卫政策的核心落脚点之一。实际上，如药品的一致性评价、4+7 带量采购等重磅政策均与控制医保支出增长紧密相关。医保控费体现到信息化上，最为直接的是采用智能化的专业系统，基于诊疗路径、规则库、专家知识库等的匹配，批量、及时的审核医保单据，对医疗行为及相应支出的适当性进行审核和控制，这相比简单粗暴的行政化控费（如总额预付制）手段更为合理。本质上，正在推广的DRGs 以及大数据监管，即是采用更为精细和灵活的规则进行控费，是医保控费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同样，为了落实智能化的医保控费，医院内部的信息化依然是基石，区域医疗信息化协同可在体系层面提升有限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应被视为是医保控费的重要手段。
